本刊记者 关俊龙

何先生大概没想到，打一通12345，把自己打成了“透明人”。

6月19日上午9点24分，江苏扬中市八桥客运站附近的扬中大道，一名交通运输局下属执法大队的中队执法人员，开着交通执法车停在路边。一位奔驰车主从车上拎了4份礼品递了过去。监控拍得清清楚楚。

何先生向12345举报。6月22日，扬中市交通运输局来电，说正在了解情况。当晚，一个自称是被举报执法人员哥哥的人打了过来。对方说，他弟弟是收了礼品，但是不要说收了礼品，要说是人家过生日送给小孩的鸡蛋。对方叫何先生做伪证。

何先生拒绝了。但他心里一定翻江倒海，他们怎么知道我电话的？

这个问题比那4份礼品沉得多。

举报人信息泄露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每一次发生都在提醒人们，保护举报人远没有想象中那么严密。最高检、公安部、财政部2016年联合发布的《关于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严禁泄露举报内容以及举报人姓名、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严禁将举报材料转给被举报人或者被举报单位。中纪委网站也多次强调对举报人和举报内容严格保密。

白纸黑字，一样不少。可何先生的电话还是到了被举报人哥哥手里。

何先生事后又向12388纪检举报平台反映了情况。6月23日，扬中市联合调查组通报，已成立由市纪委监委牵头、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全面核查。扬中市12345回应称，举报人信息泄露问题“正在处理中”。

“正在处理中”这句话，何先生大概已经听过一遍了。

时间线值得细看。何先生6月22日接到交通运输局电话称“正在了解情况”，当晚被举报人哥哥的电话就来了。间隔短到几乎不需要推理。12345将线索转给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局内部有人将举报人信息给了被举报人，或者被举报人通过某种渠道获取。无论哪种可能，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举报人信息在行政系统内部流转时出了岔子。

这背后是制度设计层面的结构性问题。举报人通过12345举报，12345将线索转给被举报人的主管单位，也就是交通运输局。而交通运输局恰恰是被举报人所在的系统。举报人把信息交到了“自己查自己”的单位，而这个单位内部有人把信息递了出去。

这不是12345的错，也不是交通运输局全体工作人员的错，而是信息流转机制本身的风险点。举报信息在到达纪委之前，先要经过被举报人所在单位这一站。这一站，就是最大的漏洞。

扬中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说，“已经移送到纪委了，我们派驻的纪检组”。但移送之前，举报人的电话已经在系统内部走了一遭，该泄露的已经泄露了。

何先生的担忧朴素而尖锐。他反问，他们怎么知道我电话的，举报人的信息怎么会被被举报人掌握，如果这样，谁还敢举报。这不是危言耸听。实名举报是监督的重要渠道，但如果实名意味着把自己暴露在风险中，越来越多人会选择沉默。每一次举报人信息泄露，都是在给潜在的举报者上一课，举报有风险，入局需谨慎。

从“公车私用”到“当街收礼”，从“12345举报”到“被要求做伪证”，这条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提醒人们，监督别人的人，谁来监督信息的流转。纪委的介入是必要的，但事后追责赶不上事前防范。信息泄露的追查不能停留在“正在处理中”，需要一个向公众交代的结果。谁泄露的，怎么泄露的，怎么处理的。问责如果不透明，信任就建不起来。

扬中市联合调查组说“将锲而不舍纠治‘四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四风”没问题，但比纠“四风”更紧迫的是补上举报人信息保护的窟窿。如果举报人连基本的个人信息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再多的举报渠道也只是摆设。

这件事还暴露了12345热线与纪检监察渠道之间的衔接问题。12345的定位是受理群众诉求并转交相关部门处理，强调时效和属地管理，工单往往第一时间派发到被举报单位的主管部门。而主管部门内部人员与被举报人存在同事、上下级甚至人情关系，信息就在这个环节失去了控制。中纪委曾明确要求“绝不允许任何一级机关和工作人员把举报信转到被举报人手上”，但12345将工单转给主管部门，客观上造成了举报人信息与被举报人所在系统的接触。这不是个别工作人员的责任心问题，而是两条渠道在接口处缺乏足够的保密隔离设计。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八条，对批评、检举、控告进行阻挠、压制，或者将批评、检举、控告材料私自扣压、销毁，或者故意将其泄露给他人，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泄露举报人信息有明确的党纪处分依据。问题在于谁来查，怎么查，查完是否向社会公布。

何先生的遭遇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它太典型了。典型到每个人都能代入自己。如果我去举报，我的电话会不会也被泄露。这种不安感的蔓延，比一次违纪事件本身更具杀伤力。

扬中市的联合调查组需要给出两份答卷。一份关于执法人员收受礼品的事实认定与处理结果，一份关于举报人信息如何泄露的完整调查。两份答卷都缺一不可，但后一份的含金量，决定了公众对监督机制的信心的恢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