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复旦大学宣布，2025年文科专业的招生比例将从30%～40%大幅降低至20%。在这之前，清华大学、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取消了法学、哲学、中文等文科专业的招生计划。2023年，中国科技大学撤销了英语、传播学、考古学等本科专业；2024年，东北林业大学撤销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手段最为强烈，直接撤销了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及办公室。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省、各高校的理工专业正在大规模扩招。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今年扩招名额较三年前翻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30%的经管类教室改造为智能驾驶实验室；山东省今年的本科招生计划中，理科专业扩招8000人……
事实上。“既有大楼又有大师”的复旦大学一向以文科教育著称，这里汇聚了全国顶尖的思想学者，四大“王牌专业”里，文科专业更是占据了三个，所以当复旦大学都开始缩减文科招生规模，舆论哗然，“文理之争”再次借着“人工智能元年”的东风甚嚣尘上，成为今年整个高考季热议的话题，也让家长和学生陷入选择和焦虑的漩涡。
那么，文理之争，“争”的究竟是什么？又有何可争？
文科和理科，有用与无用
文理之争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
liberal最通用的翻译是自由。在古希腊，自由人和奴隶有着天壤之别，而博雅教育这个概念正是针对自由民及贵族子弟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功能有高雅和实用之分，高尚而文雅的博雅教育专攻休闲和享受，而为实际利益所驱使的实用教育则是不文雅。“我们教育人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培养能够拥有自由人格的公民。”他主张自由民应当接受博雅教育。
博雅教育的学习科目则由柏拉图奠定基本框架，即“七艺”。“七艺”分别是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经过罗马帝国的整合后，到了中世纪，其已经成为欧洲教会学校的必修课程。从“七艺”不难看出，博雅教育强调的是无用之学，而与之相对的则是有用之学，例如物理学、医学、生物学等。博雅教育奠定了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而有用和无用的分解也成为了教育功能的一个永恒争议。演变到今天，文理之争的出发点看似是两种学科的争论，但落脚点还是出于是否有用的“功利性”。
实际上，博雅教育还并未有明确的文理分野，比如“七艺”中的算数和天文就比较接近于现在人们传统意义上的理科概念，文法、修辞、辩证法则属于文科。文理真正开始分离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能够改变人类生产方式的技术发明不断出现，人们发现博雅教育中的算数科目其实很实用，并不是无用之学，于是开始逐渐反思过去的教育体系，教育重心也发生了改变。这一时期，欧洲各大学将博雅教育中偏向理科的学科逐渐独立出来，产生了文学部和理学部，且将建设重点放在理学部。此后，“新康德学派”提出科学分为两种，一种是确立法则的自然科学，比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学、医学等；一种是探究价值的文化科学，比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至此，文科和理科的概念正式形成。
相比于欧洲，从与博雅教育“七艺”有着精神共鸣的儒家“六艺”到中国古代长期的“重文轻理”，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没有明确的文理分科体系。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0年间，中国的大学教学经历了4次断断续续且模模糊糊的分科，而存与废的本质也只是一场政治、经济、思想的博弈，一方面是中体西用的观念依然存在，一方面是西学东渐以及西方工业文明的不断冲击，传统思想与人的觉醒产生矛盾，再加上政治的动荡，使得教育一直处于不断摇摆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急需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实干人才，1952年，中国大学仿照“苏联模式”，展开了一场院系改革，集中力量扩大工科、师范和综合大学理科的规模。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采用文理科分科高考，“两弹一星”“大数据”“信息化”……理科的务实属性也使得它的地位随着社会建设和时代变化“水涨船高”，“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根深蒂固，虽说因外贸和服务业的发展也曾短暂出现过“文科热”，但一直到现在，在大学里学理工科都是主流。
长期的文理分科塑造了两类学科之间的明显差异。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许晓春研究发现，理科生专业学习质量分化情况比文科生更明显，文科生更擅长理论学习和综合分析，而理科生在经济模型理解和分析方法深度应用上更优秀。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社会政策中心主任戴维·戴明则指出，美国的理科专业毕业生比文科学生就业前景更好，收入更高。
就业和收入，这可谓是近几年文理科之间的差异和鄙视链的争议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数据是最好的佐证：国内某招聘平台的数据显示，文科毕业生的Offer获得率连续三年垫底。2023年，甚至有学者提出，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就是文科生太多，我国应当更加重视理工科教育；而更早之前，也有理工科出身的网红公然宣称高中文理分班是一次智商筛选，和更有前景的理工科相比，无用的文科大学生更容易毕业即失业，这些论调在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事实上类似的议题不仅出现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大学也已经存在许久。1959年，英国科学家查尔斯就曾说过，“人文和科学作为现代文明的两大阵营正在发生对立和割裂”。而这种割裂直指亚里士多德那个最初的、古老的教育问题——什么是有用的教育，什么又是无用的教育？
而当这一问题投射到家长和学生的选择中，则变成了哪个专业好就业，而哪个又不好就业，或者直白点来说哪个专业更能赚钱。每到分科季和高考季，这个话题总会在互联网上老生常谈。诚然，就业十分重要，实用主义思潮崛起也没有错，但当只能把一种主义作为唯一衡量教育价值的标尺时，教育本身就失去了价值。
从博雅教育到文理分科再到文科大溃败，历史的车轮已转动了3000年，但好像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当教育与“功利性”挂钩，我们不得不去思索、探索、求索教育最终的且最普世的价值——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体。
更多的选择
如今，人们对于文科的讨论和评判，已经超越了学科选择的范畴，成为一场关于社会、关于时代的叩问。许多人都在思考，在科技发展滚滚向前的浪潮下，文科的意义究竟何在？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与理科相比，文科始终避不开一个灵魂拷问——“研究这些有什么用？”确实，文科既不能揭晓自然界运行的规律和奥秘，也不能直接推动科技发展水平前进10年。事实上，很多人文社科专业所产出的价值是不可量化的，甚至是不可感的。近几年，钻石的价格跌了40%，另一个跌入底盘的则是钢琴，2024年业内龙头珠江钢琴的年销量已经从巅峰期的15.6万台跌落至3.77万台。文科就像钻石与钢琴，其意义是外界所赋予的，这些意义，有时候是真理，有时候是审美。所以，当经济进入下行年代，在生存压力面前，文科的价值可能过于苍白，有人说文科无用，有人说文科虚伪。
但从古希腊“苏格拉底之死”，到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崇拜，再到当下普遍弥漫的“AI焦虑”，文科在历史长河中屡遭质疑和沉浮却始终没有消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科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根基作用无可代替。
比如，社会学将目光投向社会结构与运行的方方面面，思考有关社会本质的规律；历史学用不胜枚举的过往典故，启迪人们鉴往知来；文学面对AI的冲击，依旧闪耀着无法取代的原创之光……再比如，物理学就脱胎于哲学，如果没有“飞天梦”，又何以有“嫦娥奔月”？无论是国外的文艺复兴，还是两千多年前的诸子百家争鸣，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场社会转型，文科都是参与其中的重要角色，从未缺席。所以，“文科无用论”从来都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从人类出现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从没有停止过向内的建立。政治、历史、哲学、文化，都是面向于人本身的学科，帮助我们去构建一个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有了这种知识体系，当科技狂奔时，哲学会思考“该往哪儿跑”；当数据泛滥时，文学会守护人性的温度；当AI失序时，人文和法律会指引方向。有了这种知识体系，我们才永远不会被大风吹倒。就像风可以轻易吹走一张白纸，却吞没不了一只蝴蝶。
然而，时代发展至今，人工智能呼啸而至，“文科生转码”“人文学科裁撤”等话题屡掀波澜。文科深陷“无用论”的漩涡，除了社会对“技术优先”的迫切需求外，还有以就业和收入为标尺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泛滥。“重理轻文”的刻板印象根深蒂固，逐渐形成了一种普遍认知：读文科性价比太低。多年的寒窗苦读，换不来对口岗位和可观收入，“有用”与“无用”的理解也就容易被狭隘化。与此同时，文科的自身建设也面临多重困境。文科本没有错，但文科教育确实有很多值得反思和改进的问题。一些高校的文科课程与现实脱节，教师“不专业”，学生“划水”，踏入社会发现“什么也不会”；一些高校文科专业增加过多，不少文科专业没有办出特色，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供给大于需求。这些问题都摆在那里，迫切需要作出改变。
其实，文理科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探索世界，一面理解人心。不需要把人文与科技、传统与创新割裂成非此即彼的单选题。没有谁比谁更重要，重要的从来都是人的选择。
这几年，面对文理之争，时代和国家赋予了我们更多选择权。先是新高考改革明确高中“文理不分科”，学生不再被一刀切地分为“文科生”或“理科生”，更多兴趣和活力被激发，更多可能性被打开；再是打破文理科的“楚河汉界”。目前，学科交叉正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新趋势，“新工、新文、新农、新医”四新建设被提上日程，国内多所知名高校已在探索培养多学科交叉人才，复旦大学增加“新文科”培养项目和名额投放，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开设“AI+”创研课等……当跳出“有用与无用”的逻辑怪圈，文理之争最终走向融合，回归到教育最纯粹的功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体。
变化和放开选择权的背后，是社会需求的投射。以中医专业为例，无论是对中医典籍的解读、对医学伦理的思考，还是对患者的关怀，都离不开人文精神的滋养。再反观世界，斯坦福大学在2019年就设立了“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将伦理研究纳入到人工智能研究和开发的基础中去，用人性的温度去规制冰冷的代码。这是文科生核心优势的体现，也为未来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让文科的价值被社会重新理解，被时代重新激活。比如，人工智能等技术一日千里，恰恰需要哲学、法律规范迎头赶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少不了跨文化学者、商业人才、语言人才的倾情投入；社交媒体、短视频风起云涌，流量的竞逐背后，离不开传播人才的助力……
时代越是发展，技术越是升级，文科不可替代的思想引领价值越是凸显。面对信息时代的汹涌波涛，“文科无用论”无疑是一种迷思，“技术绝对主义”更是一处陷阱。曾经，文艺复兴推动了科技进步，新的思潮引领了社会变革。现在以及将来，我们更应该用一颗人文之心，去关注那些缓慢、持久而坚定的“慢变量”，坚守人文精神的内核，为技术的发展注入一颗跳动的心脏。
如今，文理之争从高中就开始出现分歧，也在新高考改革下趋向融合。但无论课程怎么混搭，新的学科生态怎么重塑，大多数高中语文教材里的第一篇课文都是毛泽东同志年轻时写下的一首诗：“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据说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我们相信技术可以改变世界，我们相信“北斗”“蛟龙”和“神舟”，我们相信AI会带我们去更远的未来，但我们也相信文字能够让正青春的少年们抛弃“有用与无用”的杂念，树立信仰，我们也相信这些文字背后的力量足以撼动山河。毕竟，物理学让人类奔向浩瀚的宇宙，群星属于物理，但仰望星空的是我们所有人！
本文刊登于《记者观察》2025.7（上）第19期 总第675期
